我知道自己一直是个受争议的人。这和我研究的课题有关：毒品，卖淫女……到现在的男性同性恋者艾滋病传播链。说实话，刚开始，我并没有研究艾滋病的传播和预防问题，我“感兴趣”的是同性恋这个群体。很多人也对我如何走上这条研究之路感兴趣。我自己归纳了一下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1993年在挪威科技大学读书的时候，那边有一种学术氛围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——“任何一种心理现象必然有其物质基础”。这句话，使我之后无论研究什么，总爱深究其中的物质原因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，是我在中国的导师。这位导师在上世纪60年代时曾按照当时的国内政策，处理过一个同性恋者。但是，导师一直对此非常困惑——从他的了解来看，那人犯的“错”就是同性恋，绝对不是一个品质问题。但那时对同性恋的定性，就是道德败坏甚至触犯法律，必须进行处罚。疑问留给了导师也留给了我——我想解开它，为导师，为自己，更为所有人。
　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，我身边也出现了个类似的人。非常优秀，为人诚恳，口碑甚佳，而且相貌英俊；暗恋他的女生一大把，可他就是不为所动。终于有一天，大家发现了他的“秘密”：原来他喜欢的是男人。当时事情“败露”在外地，被“抓”回来的他“身败名裂”。另一方面，很多人想不通呀：这么一个好端端的人，要啥有啥，干吗要去做这种“丑事”？这些事情都让我联想到书里写的——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，我都看到过和“同性恋”有关的内容，只是有时说得比较晦涩隐蔽，但“龙阳之癖”、“断袖分桃”之类的故事，不少人还是知道的。
　　不同的背景同样的事情，不管是在哪个年代，不管环境如何变换，历史的长河中始终有这么一群人存在——这更坚定了我“必然有其物质基础”的想法。

　　可是，该从哪儿着手呢？首要就是找到这群人。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社会对同性恋者的认识较以前仍没什么大改变，同性恋这个群体依然处于非常隐蔽的状态，否则就有各种各样的“危险”。但是，我还是想法接触到了一些人，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，杭州有一些同性恋聚集的场所。我决定去看看。那是在1993年，这种聚会还是公安部门打击的对象。我小心翼翼地跟人去了那个地方。没想到，才一露脸，马上被人认出“不是同类”。气氛一下子紧张得不得了：一群人涌上来了，不知谁还给了我两拳。我想，他们肯定是把我当成公安的“卧底”了，于是马上大叫“我是医生”！他们的情绪这才渐渐稳定下来。我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——心理医生，希望能和他们成为朋友，并且严格保守秘密。这就是我颇有纪念意义也颇有喜剧色彩的第一次“打入内部”。他们最终接纳了我，我们在彼此了解中增进了信任——我帮助他们中的不少人化解难以启齿的苦闷，我的研究也因此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。
　　1994年，听说广州有一次大聚会，有不少男同性恋者参加。我想，400人啊，非常难得，得去看看。一进去，我更坚信同性恋是有其生理基础的：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得挺文气了，可到了那里才发现，自己是最五大三粗的那个——个个白净文气，我尤显突兀。为了接触到男性同性恋者，我在电台当了7年的夜间节目主持人，陆续接触了2000名以上男性同性恋者，收到他们的书信、日记、文章1000多件，同时也抽取、收集了300份血样。当时国内研究者极少，社会压力很大，但导师告诉我：既然是科学，就应该大胆去做。

　　当然，随着对同性恋这个群体调查的逐渐深入，最终也必然地指向艾滋病防治的研究。在我研究同性恋的初期，艾滋病这个问题并不为世人重视。1994年，我省第一届性文明性科学展览中，作为当时省性病防治协会副秘书长，我对性病知识的研究逐渐增多了，但艾滋病还很少被提及。直到1998年，艾滋病问题才真正被重视起来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并且科学认识艾滋病；省性病防治协会也更名为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。我马上想到自己研究多年的男同性恋问题：这个特殊群体需要特殊关注。我听过不少男同性恋的故事，作为他们的医生和朋友，我开始担心，也开始为那个群体担心。我预计，如果不加控制干预，某天，艾滋病的灾难会在这群人中爆发，让人措手不及。为什么在艾滋病防治方面要对男同性恋者特殊关注？在我的调查中，中国男同性恋者到了婚育年龄，有70%以上选择了结婚，80%以上正准备结婚或者预期自己肯定会结婚。另一方面，我对不少同性恋者的妻子进行了访谈，结果发现，她们有外遇的比例占相当多数！1999年，我第一次提出了“中国男性同性恋者中存在艾滋病传播链”的观点。推断的基础，除了上面所说的80%会结婚之外，还因为这些结婚的男同性恋的妻子——无论她是否意识到丈夫就是同性恋者，她们始终处于一种性饥渴的状态，这就成为她们寻找其他性伴侣的一个强大推动力。还有一点，我调查发现，很多男人的情人不止一个。这一点，初看起来，好像与我们研究的男同性恋者艾滋病传播没有直接的联系，但只要稍微深入思考一下，我们就能得到一个非常可怕的链条。我调查还发现：国内男性同性恋者之间的性行为很少采取保护措施。这点还可以通过我碰到过的两个国外男同性恋者看出一些端倪。我去美国进修的时候，去过一个同性恋浴室，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人。“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同性恋，不过，有一些事情我很想告诉你。”这是一个刚周游过中国不少地方的同性恋者，每到一地，他就会去找性伴侣。他对自己在中国内地遇到的情况表示忧虑：“几乎从没有人要求我用安全套。”而另一个在杭州的美国留学生的“表扬”，让我看到了大家对艾滋病认识的极度不够——他认为中国还是一块“净土”，因为他相信中国还没有艾滋病；而且，这里也不需要用安全措施。这两个人的故事，让我感觉，对这个群体敲响警钟刻不容缓。

　　我能体会他们的痛苦。有位同性恋男子来医院就诊的时候25岁。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向我描绘的内心感受：“同性恋者就像浩渺宇宙里的一颗流星，永远在黑暗中漂流，没有目的，没有未来。”我闭上眼睛，仔细地想像了一下这个景象。真的，那时我被极大地触动了，我能从心底里体会同性恋者的艰难处境。“那次我去外地出差，只花了半个小时，就找到了当地的同性恋聚集地。”“怎么能这么快找到呢？”我问。“有一种嗅觉。任何一个城市，不出半小时，我一定能找出那个地方。”这男子后来出国了。至今我仍然牵挂着他，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。有人对我每次去同性恋聚集地的时候，首先大声申明“我不是同性恋”觉得有点奇怪，其实这也是工作需要。申明是一种坦诚，不蒙骗他们。很多时候，这群人是惊弓之鸟，最怕也最恨别人骗他们，我以开诚布公的态度对待他们，让他们相信我是他们的朋友，会帮助他们以一种更客观的方式了解自己。开句玩笑，我申明自己的性取向，也可以使我们的谈话更加正常，以免对方产生“邪念”。现在在同性恋酒吧里，我总有一个固定的座位。每周六晚，我会去那里提供一些艾滋病预防服务，但80%的同性恋者不愿面对这个问题，也没有胆量检测。只要我去，除了和他们谈话，还会发一些安全套和宣传扑克。有个孩子还在读大学。每次和我谈话都痛苦得不得了。他的屁股每个周末都要遭殃，就是因为父亲得知了他是个同性恋者，每周回家都是一顿毒打，以为这样就能让孩子不再喜欢男人，而是去找女朋友了。平时，每天我都会收到关于艾滋病或同性恋的很多咨询电话和短信。“我实在混不下去了，想见你。”“最近我妻子刚知道我的情况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……在对艾滋病有越来越深的了解之后，有些人也为自己的某次不洁行为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。有一个工程师，平时管自己挺紧的，但是有一次与同性发生了性关系，而且没有用安全套。他找到了我，正陷于极度恐慌中。我为他前后做了5次HIV的检测，都是阴性，可他还是不肯完全相信。我又为他做了大量心理调适，最后一次检验结果出来后，他终于相信了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　　同性恋酒吧往往成为男同性恋者社会生活的一个据点，因为在那里，更容易获得短暂的感情交往，一夜情较多。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不愿意建立持久的性伴侣关系——他们只是害怕暴露自己的性取向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就有一位男同性恋因此被敲诈了2万元。我曾发表过《杭州市男性同性恋者性行为与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调查》，调查时间是2003年5月到2004年1月。在我调查的927位男同性恋者中，每个男性同性恋者在1年内平均与7.34（加减5.61）个同性性伴侣发生性行为，有超过5个以上同性性伴侣的占60.73%，即563人。同时，正确理解安全套使用的只有31.28%，而且只有13.70%的人了解性伴侣的健康状况。其实，他们并不是都缺乏艾滋病预防知识，只是有些人抱着“大不了一死”、“破罐子破摔”的消极想法罢了。同性恋并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，一个扮演女角，一个扮演男角。对于男同性恋来说，其实是“我是男人，我喜欢男人”。现在，我只看一眼，就知道对面那人是否为同性恋者。没有任何特殊标志，只是几千人接触下来，有了一种直觉。但他们又和异性恋又很明显的区别。比如他们的雄性激素只有异性恋男性的65%，雌激素是异性恋男性的2倍；智能结构呈现一定程度的女性化，以语言和直观思维能力占主导地位，而动手能力相对较弱；心理反应方式与女性相似，在心理压力下的第一反应是抑郁、疑病等自我否认表现；心理健康程度十分糟糕，大部分有抑郁、焦虑、妄想、精神分裂和精神衰弱等症状，同时还有非常高的比例有过自杀念头甚至自杀行为。从前年3月开始，美国芝加哥民间组织Hart-brown中心与省卫生厅合作了一个特殊的项目：对男性同性恋的相关高危性行为进行干预。目前，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工作，除了发放避孕套、艾滋病知识扑克牌外，还举办各种类型的艾滋病防治知识讲座。我们也在专家的支持下，积极联系相关药物厂家，尽量提供免费药物治疗，延缓或消除艾滋病发作。我相信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同性恋这种现象，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认识到，要阻止同性恋者之间的艾滋病毒的传播，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。我会一直把这个工作做下去。我想，还是导师那句话：既然是科学，就应该大胆去做。
    
　　人物档案
　　许毅，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主任、中国性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、省精神科学会副主任、省性学会秘书长等。他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，曾在挪威进修精神病学，从事同性恋、抑郁症、生物学基础等方面研究。对男性同性恋人群研究已有10多年，是国内最早涉足该领域的专家之一，目前致力于研究男性同性恋者艾滋病传播链。